杨国荣︱学术上的*——《故旧往事，欲说还休》读后
《故旧往事，欲说还休》，赵修义著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版
《故旧往事，欲说还休》是赵修义教授的回忆录。赵修义教授是我的老师，因而此书读来更有亲切感。赵老师书名所内含的深意，我不敢妄加猜度，但隐隐感到有些独特意味。
此书的副标题是“从未名湖到丽娃河”，涵盖了赵老师从北京大学求学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人生经历，但从内容看，还涉及前北大的生涯，包括儿时在抗战时期的“逃难”、在光华附中的学习生活。可以说，此书关乎他一生经历的主要人与事。赵老师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赵家璧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界贡献甚大。不过，赵老师并未附着于以上光环，而是踏踏实实地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工作。可以说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发展历程，有其难以抹去的足迹。
记得初见赵老师，不知如何，印象中有些“病歪歪”的感觉，这可能与赵老师总是驼着背相关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直到现在，他依然如故，并未给人衰老之感。这也是我们感到庆幸的地方。人生之中，一些人看似强壮，但却令人惋惜地早早离世，另一些人似乎不甚健硕，但却长安无事。赵老师显然属于后者。
赵老师在教学方面很有特点。他讲课时充满 *** ，让人很受感染，也不敢分心。有些问题过渡时，赵老师总是能合乎逻辑地说。后来与他聊天，才知道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方面，其实是认真思考过，并作了很多努力，以便前后衔接。由此也可见他对教学的投入和用心。
1998年，按照当时制度，赵老师步入退休之列。但虽然在形式上离开教学岗位，然而学术活动他却依然积极参与。1999年，学校组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，后来此机构成为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，我被任命为所长。从研究所成立之初，赵老师就成为该所的研究人员，并参与了所里几乎所有活动。每次开会，赵老师都作为资深研究人员参加，这使所（基地）的运作增色不少。研究所是综合性的建构，涵盖文、史、哲，所里引以为豪的是，文史哲各有一位资深研究人员：王元化先生代表文学，王家范先生领衔历史，哲学中的重量级人物则是赵修义老师。思想所的建所、发展，与他们的贡献难以相分。
回到《故旧往事，欲说还休》。这一回忆录同时也折射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学术变迁。从北京大学的师长，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人与事，赵老师以亲历者的身份，作了多重回忆，马寅初、郑昕、洪谦、周辅成、汪子嵩等等，这些对我们比较遥远的人物，却曾是赵老师的老师，在其笔下，他们不仅个性突出、栩栩如生，而且学术上的观点、趋向也各有特点、交相辉映。虽然以前上课时也听到赵老师的介绍，但以书面形式系统描述，还是之一次，因而印象更为深刻。
回忆录提到的哲学界往事，不仅仅关乎抽象的学术思想，而且具有时代的印记，如人道主义的讨论、科学的走上历史前台、关于劳动、收入与社会公正等问题，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制衡，都已超越了观念之域，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向。关于社会公正的讨论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次小范围的讨论，记得王家范、赵修义老师都参与了，并提出中肯而深入的见解。这些活动既反映了历史的变迁，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印痕，其意义已非一般回忆文章所能范围。
从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，赵老师对华东师范大学，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专业有深厚情感，收入的文章中，涉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占了很大篇幅。在回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奠基者冯契先生的章节中，这一点特别明显。对冯契先生，赵老师既内含深情，又充满敬意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尤为关注冯先生在哲学领域中的工作，对冯先生主持华东地区马克思主义教材、晚年“述往事、思来者、通其道”，都作了具体的分梳。通常将冯契先生视为中国哲学史家，但赵老师以翔实的事实，表明冯先生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，这既合乎历史事实，也从一个方面对时下热衷议论的中国哲学、西方哲学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，作了具体回应：现在的总体趋向是喊口号，大谈中、西、马的结合，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做，按照赵老师的回忆，冯契先生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层面实现这一结合的哲学家。
当然，作为赵老师的学生以及后来的同事，书中提及的一些人与事，或可作一些补充。承蒙赵老师不弃，书中提及我的职称晋升问题。可能作为旁观者，视域受到一些限制。我的晋升过程实际上如下：当时学校打擂台，系里将我作为副教授人选提到学校，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情况，结果，与会的校长（袁运开）、书记，以及文理科的20多位资深专家，认为我已达到教授的要求，并决议聘我为正教授。这以后，才有赵老师书中提到的系里讨论：如果学校没有这一决定，后续的工作都失去了前提。这一过程在程序上不同往常：一般情况下，按程序职称判定先由系里教授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讨论人选，然后报到学校进一步审定，但这一次则是由学校（擂台会议）先定，再到系里，然后由系向学校申报。简言之，系到学校（系-学校），变为学校-系-学校，也可以说是“特事特办”。
另外，记得赵老师在课堂上一再提到，洪谦先生提醒他，“胆不要太大”，意思是，学术上谨慎，不要急于发表意见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，但是，如果过于慎重，也可能抑制人的创造性。我个人的主张是：打磨与打住应当统一。一方面，作出某种判断、提出新见，需要慎之又慎，提出以后要反复斟酌。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在学术上“就此收手”或永无止境地考虑再考虑，因为如果不敢果断地提出创造性见解，学术也难以进步。赵老师是书中并没有提及洪谦先生的“胆不要太大”的看法，这里只是根据以往印象随意议论，并非关乎回忆录本身。
总之，《故旧往事，欲说还休》是一本很有教益的回忆录，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将留下了珍贵的材料。